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供大家参考。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
1942 年 5 月 2 日至 23 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 出席的文艺工作者及中央和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共100 余人，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然而， 鲜为人知的是这个重要的座谈会之前曾发生一些有趣而耐人寻味的故事， 笔者搜集整理出来， 以飨读者。
注重调研、 集思广益：
会前毛泽东约谈了 20 余位文艺家
1942 年 4 月前后，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毛泽东集中主要精力，先后约请丁玲、 艾青、 萧军、 舒群、 罗烽、 周文、 于黑丁、 李雷、 欧阳山、 草明、 刘白羽、 萧三、 塞克、 周扬、 何其芳、 严文井、 周立波、曹葆华、 姚时晓、 陈荒煤、 李伯钊等 20 多位文艺家， 面对面的促膝交谈。
通过交谈， 深入调查文艺界的情况， 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 与他们共同商讨党的文艺方针等相关问题。
在延安春夏之交那万物复苏、 风和日丽的大好时光里， 毛泽东如此耐心地约请几十位文艺界人士为“座上客” 倾心交谈， 通过这种平等、 坦诚和亲切的交谈， 他在不断思考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 道路和未来。
最具代表性的是， 毛泽东先后约请了艾青和欧阳山。
在文艺座谈会前， 他三次给艾青写信， 两次约他面谈。
交谈之中， 毛泽东对当时发表的某些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认为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 ， 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 上” 。
艾青恳切地要求毛泽东亲自“开个会， 出来讲讲话” ， 并把自己写的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送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不仅自己仔细阅读了艾青的这份书面材料， 而且还把它交给几位政治局委员传阅。
毛泽东尤其在“歌颂和暴露” 的问题上， 对艾青谈了自己的看法， 艾青也就根据当时对毛泽东所谈看法的理解， 修改了这份书面意见， 之后不久就发表在《解放日报》 上。
欧阳山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 他的爱人草明是该室研究员。
毛泽东数次写信约请他们谈话、 交流相关意见。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
“党中央准备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 和大家研究一下文艺工作问题， 准备提出三个问题：
一是文学艺术家的立场问题； 二是态度问题； 三是工作对象问题。
” 欧阳山和草明同毛泽东谈了 文艺问题，具体有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 如何为工、 农、 兵写作的问题， 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 同时还谈了文艺界的宗派主义问题等。
毛泽东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
据草明回忆， 毛泽东当时谈的时间很长， 其中有许多观点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听说， 因此印象很深， 这些观点有：
文艺工作者要有正确的立场， 党员要站在党的立场上； 文艺要解决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 要为人民服务，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党的干部， 只有熟悉他们， 才能表现他们； 文艺工作者要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 并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 文艺的目的是团结人民、 教育人民、 打击敌人、 消灭敌人， 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同敌人作斗争。
他还说， 延安的青年是拥护共产党的， 但马列主义水平不高， 头脑中还有非无产阶级思想， 还要改造世界观。
毛泽东说完， 欧阳山就上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当谈到目前文艺工作中的种种困难时， 他特别提出希望中央制定明确的文艺政策。
草明补充了一些意见， 反映文艺界存在的宗派主义问题。
欧阳山后来回忆说：“主席要我谈文艺情况……我给他提供的是全国范围的情况。
……主席问我的主要是‘暴露文学’ 在全国文坛占什么地位。
” 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这时已有人摆好饭菜， 毛泽东留他们吃了一顿午饭， 饭菜很朴素， 这天特意为他们加上两个菜， 虽然不过是猪肉、 猪肝， 却使他们几十年来还余甘在舌。
4 月 13 日， 毛泽东给欧阳山和草明写信说：
欧阳山、 草明二同志：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 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 祈随时赐示为盼！
此致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在这封信上， 毛泽东还醒目地在“反面” 这两个字下面打了两个着重点。
4 月 17 日， 毛泽东又复信欧阳山和草明：
4 月 15 日来信阅悉， 我现在尚不能对你提出的问题作答复， 待研究一下罢。
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 那很好， 正反两面都盼搜集， 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
原来， 欧阳山和草明收到毛泽东 4 月 13 日的信后， 由于搜集材料认真细致， 未能很快完成任务， 可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搜集材料”过程中遇到了判定材料正反面性质的疑难问题的情况说明信， 并对毛泽东强调的“反面意见” 有不解之处， 故才有毛泽东 4 月 17 日的复信和草明所说的“他还每篇都附上简介” 的细节。
接信后， 文艺研究室的全体同志立即帮助翻阅解放区内外的报纸杂志， 将其中有关文章或者折起来， 或者做个记号， 尤其注意有资产阶级文艺观方面的材料， 让草明送去。
草明来到毛泽东办公室时，毛泽东正在看材料。
见到草明进去， 他就离开座位和草明打招呼。
草明把材料打开， 送到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一面翻阅一面看欧阳山写的简介。
然后， 毛泽东坐下， 关心地问草明：
“工作、 生活环境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 ” 草明回答说：
“一切都很好， 很理想。
只是三个孩子缠身， 对写作有些妨碍。
” 毛泽东不解地问：
“怎么不把孩子送托儿所和学校去?” 草明说：
“中央托儿所需要一个保姆才能让孩子进去， 我没有保姆； 两个学龄孩子想进干部子弟学校， 可我们不是军人也送不进去。
” 毛泽东听后随即找来了傅连日章和秘书叶子龙， 让他们妥善解决草明提出的困难。
此时此刻， 草明感动得不知所措， 这样的小事竟惊动这么多领导， 草明心中非常不安， 后悔不该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次会见， 毛泽东的话虽然不多， 但他关心干部、 关心作家、爱护后代的精神和行动， 使草明体会到伟大的革命家的胸怀宽广深远。
刘白羽是座谈会前毛泽东重点约谈的作家之一。
在座谈会前的调查中， 毛泽东总共与刘白羽约谈了三次。
之前， 刘白羽去过几次毛泽东的家， 印象非常深刻――伟人身材高大， 气宇轩昂， 但握着他的手， 又会感到温暖， 如沐春风。
以往见面， 他总是挥洒谈笑， 说些题外话， 像是序语； 而这一次约见却有所不同， 气氛严肃。
毛泽东引刘白羽坐到书桌旁的木椅上， 他自己坐在书桌正面， 两人离得很近， 毛泽东单刀直入就说：
“边区的经济问题我们整顿得差不多了， 现在可
以腾出手来解决文艺问题了。
” 接着， 毛泽东就许多文艺问题和现象谈了看法， 他对有关情况了如指掌。
刘白羽只是埋头记录。
毛泽东的话很沉稳， 有节奏， 不紧不慢， 很容易记。
显然毛泽东是有意让刘白羽记得详细一些。
由于刘白羽当时担任“文抗” (即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 的党支部书记， 毛泽东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 还要刘白羽找“文抗” 的党员作家先行座谈， 听取意见。为此， 毛泽东建议说：“你那里作家不少， 你把他们集合起来， 把我的话念给他们听听， 然后让他们发表意见。
会有正面意见， 但我更需要的是反面意见， 刘白羽同志， 我不是老说兼听则明吗？ ” 最后毛泽东还提醒让把议论结果告诉他。
说到这里， 毛泽东一下子轻松起来， 他的笑容有点俏皮， 又有几分得意。
刘白羽回去以后按照毛泽东的意见， 在“文抗” 召开了两次会议， 传达这次谈话。
刘白羽一讲完， 会场上就一哄而起， 议论纷纷， 有很多荒谬的言论。
刘白羽只是埋头记录。
过了一阵， 毛泽东又把刘白羽找去， 让汇报“文抗” 开会的情况， 其中谈到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 大家心是好的， 只是表现不好， 起了坏作用。
毛泽东听后笑了起来。
这一次是刘白羽说毛泽东听， 毛泽东有时也用铅笔记下一些， 有时听不下去就反驳几句。
像后来在 《讲话》中提到的“不是立场问题； 立场是对的， 意思是懂得的， 只是表现不好， 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 这一段话就是从“文抗” 那儿生发出来的。
刘白羽还向毛泽东提出人犯了错误怎么办的问题。
毛泽东回答说：
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 如果是写了文章， 影响会更大些， 应该是在哪里发表的就在哪里改正。
第三次约请谈话， 毛泽东向刘白羽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 使刘白羽耳目一新， 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4 月下旬的一天上午， 毛泽东以集体谈话的方式，找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 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进行当面交流。
何其芳、 严文井、 周立波、 曹葆华、 姚时晓等得到通知后， 从桥儿沟出发，以兴致勃勃中怀揣几分忐忑、 紧张的心情， 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所座谈。
这次谈话主要谈了经受精神压力与接受教育的关系问题， 谈了要“了解农民、 懂得农民、 经常到农村去、 多给农民演戏、 以求得农民的理解与认可” 的问题， 谈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爱幻想、 爱发牢骚， 喜欢讲人性、 讲人类爱、 讲同情” 等特性， 还谈了对李白和杜甫
的看法， 谈了《聊斋志异》 的史料价值和反八股文作风， 最后还谈了文学作品如何反映当前斗争的问题， 等等。
凡此种种， 足见毛泽东在召开文艺座谈会前夕聚精会神高效工作， 或是在几天内连续给几个人写信， 抑或有时给一个人连写数信，或是一天内竟给好几个人写信， 说明他盼望了解情况的心情是非常急切的。
从毛泽东约请文艺家们进行交流谈话的全过程看， 可以明显地划分出下列几个阶段：
4 月 2 日后到 4 月 10 日前， 主要谈“文艺方针诸问题” ， 谈话对象主要是“文抗” 作家； 4 月 10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初步拟定了会议讨论议题； 从4 月 13 日开始广泛“搜集反面意见” ； 4 月 17 日在搜集反面意见的同时开始征集正面意见； 4 月 18 日开始与党员骨干文艺家交流“讲话结论” 所要讲的主要内容， 包括与萧军的交谈、 与刘白羽最后一次交谈、 与鲁艺党员作家交谈等。
由上可见，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 毛泽东找了许多作家谈话， 查阅了大批材料， 通过调查研究， 摸清了文艺队伍的现状， 全面掌握了有关正反两方面的意见， 为开好座谈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为制定党的文艺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
毛泽东与众多文艺家的广泛交流的不断延伸进展， 使得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讨论议题从 4 月 10 日最初拟定到 5月 2 日提交大会， 逐渐有所改变、 调整与完善。
礼贤下士：
执著热邀个别颇有个性的作家面谈
塞克， 原名陈秉钧， 曾改名陈凝秋， 1934 年写作话剧时启用笔名“塞克” ， 他说是从“布尔塞（什）
维克” 一词而来。
1935 年，由塞克作词、 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 问世后迅速流传， 成为大江南北的抗日战歌。
1937 年， 加入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 担任艺术指导。
1938 年 11 月， 他来到延安， 毛泽东曾登门看望他。
后来他担任延安青年艺术学院院长， 是延安文艺社团里唯一的非党员主要领导。由他作词、 冼星海作曲的《二月里来》 通俗易懂， 脍炙人口。
1942 年 4 月底的一天， 毛泽东让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约请塞克到自己的住处晤谈， 不料被塞克谢绝。
理由很古怪：
“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
”
毛泽东知道后， 再次诚恳约请他。
在他来的那天， 毛泽东特意对卫士长说：
“我的朋友来看我， 你们不能挡驾。
” 毛泽东还风趣地说：
“我这位朋友脾气可大哪， 你一挡驾他就回去了， 那你就吃罪不起呀！
”
当塞克来到杨家岭时， 果然不见了哨兵。
塞克非常感动， 毛泽东同他作了欢畅的深谈。
毛泽东礼贤下士， 为约见塞克竟撤去岗哨的故事， 从此也成为人们的美谈。
对此次难忘的约见， 塞克回忆说：“1942 年， 在延安要召开文艺座谈会前几天， 毛主席找我谈话……我一个人谈， 主席听了四五个小时……主要内容是谈古论今。
”
萧军也是一位颇有才华、 性格豪爽孤傲的作家。
毛泽东对他欣赏器重有加。
1940 年 6 月他来延安后任“文抗” 理事、《文艺月报》编辑和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等职。自 1941 年8 月至1942 年5 月，毛泽东写给萧军的信多达 10 封。
1942 年 4 月初， 萧军将之前受毛泽东的委托陆续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给毛泽东寄去。
为此， 毛泽东在 4月 4 日给萧军写信说：
萧军同志：
来信及附件收读， 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 感谢你的好意。
此复。
并致
敬礼！
毛泽东 四月四日
4 月 7 日， 毛泽东得知萧军不打算参加这次座谈会， 借口要到延安附近各县去旅行， 而请毛泽东为他向当地驻军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要一张“通行证” 。
因为萧军知道自己心直口快， 脾气急躁， 耐心不够， 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同志意见分歧， 发生争论冲突， 会搞得不愉快。
于是， 毛泽东提笔写信给萧军， 主动约请他就召开文艺座谈会相关内容谈一谈。
信中写道――
萧军同志：
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 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 未知你意如何？ 如同意， 希回示。
如你有暇， 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七日下午三时
萧军应约前往， 接连谈了两天有关拟定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
毛泽东在 4 月 13 日给萧军的信里说：
萧军同志：
来信敬悉。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 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
如有所得， 祈随时示知为盼。
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准备， 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时机已经成熟。
还未等会期定下来， 萧军就又想走了， 毛泽东再次写...
推荐访问: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前 延安 会前 座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