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两弹一星精神感悟300字,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两弹一星精神感悟300字3篇
第1篇: 两弹一星精神感悟300字
我不管，我只管造飞机，造轰炸机！你们不答应还给我，我豁出来找彭老总去，他去过朝鲜，他挨过炸，他说过我们要造飞机
铀浓缩厂选址也是大费周折。铀浓缩厂筹建处主任王介福等人和苏联专家，一共二十多人，用两个多月时间跑了中西部的好几个省区，从东到西，左右比较，踏勘了18个场地，起初提出在洛阳建，被上头否定，后来又提出在西安建，又被否定。他们只好继续西进，来到兰州。这天，在兰州北郊的黄河边，他们发现有一块场地，面积很大，水位比较低，一边是山，一边是黄河，这让苏联专家和王介福一个个喜出望外。王介福感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边山，一边水，厂房顺着山边建，又隐蔽又安全，外人谁也别想靠近，将来修座桥，过了河离兰州也就几十公里，交通方便，我看就这儿了！”
正说着，树林里一群人端着枪，哗哗地拉着枪栓逼过来。众人大吃一惊。随即，他们被带到了山脚下的几间平房里。原来这片地方已经被一家飞机制造厂看上了，而且他们成立了筹备处，王中蕃是这个飞机制造厂的筹备处主任。王介福说，他们是二机部的。王中蕃往上面打电话，上级神秘而严厉地说，凡是二机部的事，一律不要打听，要把这些人照顾好。王中蕃马上命人准备吃的喝的，看他们一个个脏兮兮的，又烧了一锅炉水，让他们洗澡。
傍晚，王中蕃领着王介福转了转，最后来到一个突出的山坡上，脚下的黄河水奔腾东去，王中蕃得意地向王介福介绍着。他说：我在朝鲜的时候，叫敌人的飞机给炸惨了，死了好多战友，正说着话呢，一颗炸弹下来，眼一眨再睁开，战友没了。当时我咬牙说回国后我什么也不干，就搞飞机，搞轰炸机，还真让我说着了。上级决定成立飞机制造厂，我当了筹备处主任，我带人到处跑，终于找了这么块好地方。两年了，当时没路，就一条羊肠小道，我们楞从兰州劈开山，搞了一条路。你看看这地方，机校、航校、设计院、发动机研究院、厂子，好几万人呢，全能搞进来，可你到河对面试试看，什么都看不出来。我们马上就开工。
王中蕃悄声道：“老王，你们到底干啥的，能不能给我透点？二机部到底干什么的？我这儿都够保密的了，难道你们还能比我这事更大？我这一带熟，说出来，没准我能帮你选个好地方呢。”
王介福说：“老王，纪律的事你知道，咱有句行话，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不过我倒是可以给你透点我们要选的地方，要求跟你这儿差不多，隐蔽性好，和外界容易隔离，面积要大，水要足，还有一条，用电量大。”
王中蕃皱眉沉思道：“你这要求还真不好找。”
王介福突然道：“老王，把你这地方让给我们怎么样？”
王中蕃一听就急了，脸一下板起来：“想都别想！”
王介福笑一下，说：“老王，你要是知道我们搞的事多重要，没准你就同意了。”
王中蕃站起来：“我不管你多重要，也不想知道，我就知道这天下没有比飞机轰炸机更重要的！今天让你们在这睡一夜，明天你们赶快走！”
结果，没几天，上级来电话，说这块地方被二机部看上了，让王中蕃另选地方。王中蕃这回真急了，愣是跑到北京，找讲理。
就这样，王中蕃二机部部长宋任穷
王中蕃说：“我不管，我只管造飞机，造轰炸机！你们不答应还给我，我豁出来找彭老总去，他去过朝鲜，他挨过炸，他说过我们要造飞机！”
王中蕃说着，眼里已噙满泪水。
宋任穷沉默一阵，抓起电话，果真给彭德怀打了过去，他说：“老总，我是宋任穷……是这样的，我们的核工厂在兰州附近看中一块地方……对，是准备建飞机制造厂的……好是好，航空部门也同意了，可人家筹备处的同志死活不干，找我来说理，还要找您呀，说您也在朝鲜挨过炸，知道搞飞机的重要性……”
彭德怀电话里好一阵沉默，然后道：“宋任穷，不要对他发火，好好给他讲道理……这样吧，你把实情告诉他！”
宋任穷说：“老总，这个人有股子倔劲儿，为自己热爱的事业敢和人拼命，是个干事的人……我就是这个意思，麻烦您给航空那边打个招呼，这个人我扣下了，他叫王中蕃。”
宋任穷的话，还有话筒里彭德怀的话，王中蕃都听到了。几十年之后，他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泪水夺眶而出，他说：“宋部长，您和彭总，你们不讲理。”
宋任穷直视着王中蕃，说：“原子弹，你知道吗？”
王中蕃抹把泪，睁大眼睛看着宋任穷。他愣了，呆呆地愣在那里。似乎这时候，他的飞机制造厂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王中蕃被任命为兰州铀浓缩厂的副厂长。不仅他的地盘被人夺了，连他本人也给一锅端过来了。2007年，我们在兰州铀浓缩厂采访的时候，老一辈的人仍然对这件事津津乐道。
值得一提的是，为铀浓缩厂选址过程中，列宁格勒设计院总工程师斯米尔诺夫等22名苏联专家也是尽心尽力的。尤其是斯米尔诺夫，那年已经六十多岁，他是斯大林奖章获得者，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在青海选址时，高原缺氧，他身体吃不消，但他对王介福说：“你准备一口棺材，我不行了就装起来运回苏联。”硬是坚持跟着走。这时，他犯了心脏病，北京来电话，嘱咐把他送回北京，他不听，说我就是死在这里，也要帮中国人选好厂址。选址的事定下来后，他十分高兴，说，找到了，找到了，有水有电有铁路，太好了，美国也挑这样的地方，我们苏联也挑这样的地方。
原子弹研制基地的选址工作，李觉、吴际霖、郭英会等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先后在四川、甘肃、青海三省选点。初步倾向于张掖地区。后来认为，原子弹研制基地如选在张掖，就与兰州铀浓缩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都集中在一条线上，于战备不利。
1958年3月，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建议说，二机部的工厂那么多，都摆在一个地方不好，你们可以考虑一下，看能不能到青海去？我们青海有一个地方，很开阔，叫金银滩，你们有多少工厂都放得下。
众人赶到金银滩，进行了一番考察，发现这里四面环山，人烟稀少，只有少量的牧民，水源很丰富，绕过山就是青海湖。困难主要是交通不便，离大城市太远，还有就是海拔太高，高原缺氧。苏联专家倾向于选这里。
最终，中央决定，核武器研制基地就在青海的金银滩秘密建设。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建设大军，陆续开进草原。
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刚刚拍摄了一部电影，名为《金银滩》，里面有一首歌曲：“高山上跑马啊云里穿，要找凤凰到银滩。”原子弹研制基地定点在这里后，这部电影就悄悄禁映了，一直到现在，这部片子的拷贝，仍然封存在电影厂的仓库里。
为了适应高原的气候条件，核武器研制基地的警卫人员主要从本地招收入伍，同样出于保密原因，军车拉着新兵在草原上兜了三天三夜的圈子，给人以走向很远地方的感觉。退伍后，战士们才忽然发现，自己其实是在离家很近的地方站岗放哨的。
第2篇: 两弹一星精神感悟300字
"两弹一星"精神与科技创新
从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99年9月18日召开“两弹一星“表彰大会,整整过了47年.为什么还要宣传“两弹一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与科技创新是什么关系? 学习"两弹一星"精神对中海阳新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有什么帮助?
“两弹一星”精神是我国现代精神文化的重要里程碑,已经成为我国战略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相隔近50年的今天,认真回顾“两弹一星”精神,深入发掘其精神内涵,研究论证其多元性启示,既是创新战略文化特别是新能源战略文化体系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富国强军的战略目标使然。本文结合对“两弹一星”精神的学习与理解,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启示及思考,旨在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结合自身的企业性质和行业背景, 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活生生体现，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要继续发扬光大这一伟大精神，从学习精神, 到使之成为中海阳在当今新能源事业上奋勇开拓的巨大推动力量。
对于中国而言，两弹一星是在非常艰苦、没有外援的环境下所开发出来的成果。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高水平的技术跨越。从原子弹到氢弹，我们仅用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比美国、前苏联、法国所用的时间要短得多。在导弹和卫星的研制中所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案，在许多方面跨越了传统的技术阶段。
这都归功于我们中国的科研人员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到发展，我们就要努力学习“两弹一星”精神, 发扬功臣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团结一心，励精图治，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两弹一星”是中国人民创造活力的产物。人类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纪。新世纪的国际科技和经济的竞争，从根本上讲是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竞争，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竞争。要在当今激烈的竞争中得到发展，就要努力学习功臣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他们不怕狂风飞沙，不惧严寒酷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没有仪器，自己制造；
缺少资料，刻苦钻研。就是这样，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造出“两弹一星”的惊人业绩。
学习“两弹一星”精神，可以感染到中海阳的全体人员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满腔忠诚，融入到工作中去，努力学习新能源知识，掌握过硬本领，为将来报效企业, 报效祖国打下坚实的基础。要始终把祖国和企业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做好为祖国奉献一切的思想准备，淡泊名利，忘我工作，不怕牺牲，甘于奉献。
学习“两弹一星”精神，可以使中海阳的全体人员养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要自立、自信、自强，不怕困难与挫折，敢于迎接挑战，培养坚强果敢的意志品质。
学习“两弹一星”精神，可以让中海阳的全体人员有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科学精神。要大力培养创新精神，钻研科学难题，开展课外学术科技活动，树立团队协作意识，提高中海阳人员的创造能力。
向功臣们学习，向功臣们致敬！“两弹一星”的功臣们为祖国作出的贡献永载史册。
用"两弹一星"精神去创造属于中海阳的一片蓝天!
第3篇: 两弹一星精神感悟300字
1999年9月18日，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了特别表彰大会，授予23名做出特殊贡献的科技工作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钱学森 (1911-2009 浙江省杭州市人，1911年生，男，，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翌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1955年10月，周恩来以释放15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军官作为条件，换取钱学森回国
钱三强 (1913-1992 浙江省湖州市人，1913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回国
钱骥 (1917-1983 江苏省金坛县人，1917年生，男，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
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室副主任、主任，二部卫星设计院业务负责人。是仅有的两位没有留学经历的元勋之一
姚桐斌 (1922-1968 江苏省无锡市人，1922年生，男，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
194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1968年被文革造反派毒打致死。
赵九章 (1907-1968 浙江省吴兴县人，1907年生，男，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3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赴德国攻读气象学专业，193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卫星设计院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1968年被文革暴徒残害之后自杀身亡。
邓稼先 (1924-1986 安徽省怀宁县人，1924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缚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王淦昌 (1907-1998 江苏省常熟县人， 1907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彭桓武 (1915-2007 湖北省麻城市人，1915年生，男，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8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从事固体物理、量子场论等理论研究,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5年与N·玻恩共同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加耳——布列兹班奖。1948年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1947年回国，
程开甲 (1918- 江苏省吴江市人， 1918年生，男，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工作，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
黄纬禄 (1916- 安徽省芜湖市人，1916年生，男，火箭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47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风一号”副总设计师兼控制系统总设计师、“东风二号”副总设计师、“东风三号”副总设计师、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及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总设计师，航天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屠守锷 (1917- 浙江省湖州市人， 1917年生，男，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留学，获硕士学位）。1945年回国
周光召 (1929- 湖南省长沙人，1929年生，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87年至1997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员
杨嘉墀 (1919-2006 江苏省吴江县人，1919年生，男，卫星和自动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应用物理系留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
陈能宽 (1923- 湖南省慈利县人，1923年生，男，金属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6年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毕业。（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物理冶金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威斯汀豪斯公司研究员。）1955年，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达成“交换平民及留学生”协议，换取陈能宽回国
陈芳允 (1916-2000 浙江省台州市人，1916年生，男，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5年在英国COSSOR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解放前夕回国。
吴自良 (1917-2008 浙江省浦江县人，1917年生，男，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7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后在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厂、昆明中央机器厂任设计师、工程师。（1943年赴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冶金系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金属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1949年任锡腊丘斯大学材料系主任研究工程师。）1950年底回国
任新民 (1915- 安徽省宁国县人，1915年生，男，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0年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1945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9年8月回国
孙家栋 (1929- 辽宁省复县人，1929年生，男，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58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获金制奖章），同年回国。
朱光亚(1924-2011 湖北省武汉市人，1924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美国密执安大学从事实验核物理研究工作，
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于1950年春回国
王希季 (1921- 云南省大理市人，1921年生，男，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1948年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研究院留学，获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
王大珩 (1915- 江苏省吴县市人，1915年生，男，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留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42年被英国伯明翰昌斯公司聘为助理研究员。）1948年回国
于敏 (1926- 河北省宁河县人，1926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是仅有的两位没有留学经历的元勋之一
郭永怀 (1909-1968 山东省荣成市人，1909年生，男，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1946年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回国。1968年飞机失事遇难，是两弹元勋唯一的烈士
23位“两弹一星”元勋全部完成了大学本科学业。其中7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比例最高，充分说明清华大学贡献的“两弹一星”元勋最多。其他大学依次为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北京大学等。
23位元勋中只有于敏和钱骥没有留学经历。但于敏在氢弹研制、钱骥在卫星研制上做出的巨大贡献比起其他元勋来毫不逊色。不过于敏和钱骥都认为，如果有留学的机会，会更加开拓他们的视野，他们或许可以做出更多的发现和创造。因此，未能有留学经历对于他们来说毕竟是一种遗憾。
从21位元勋的留学国家来看，美、英、法、德、苏是他们的主要留学地。其中去美国者最多，达11人，居半数以上。其次是英国，有5人。接下来是德国，有2人。到苏联留学的2人：周光召和孙家栋，都是新中国建国以后派出的。去法国的有钱三强1人。
从21位有留学经历的元勋所获的学位看，16人获得博士学位，2人获得硕士学位。在西方国家留学而未获得学位者仅陈芳允1人。这是因为陈芳允到英国后；
直接进入了COSSOR无线电厂研究室，没有在大学注册读书。另外，建国后到苏联留学的周光召也没有获得学位，是因为他在学习期间被调回国内参加原子弹研制的缘故。这些共和国的开国科学功臣，在完成学业之际，都在各自的学科领域达到了较高水平，为今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从“两弹一星”元勋们的留学或在国外居留时间来考察，21位有留学经历的元勋们平均在国外时间为7年，其中时间最久的是钱学森，1935年出国，1955年归国，在美国整整20年。其次是郭永怀，在国外生活了17年。还有钱三强、陈能宽、姚桐斌，都在国外生活了10年以上。由此看来，在国外居留时间的长短，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归国信念。
另外，“两弹一星”元勋们的外语水平普遍较高。除了较长的国外留学经历外，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比如程开甲在中学时就获得全校英文背诵的第一名，直到84岁时，他还能大段背诵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精彩片段。
江浙元勋比例较高
如果考察这些元勋们青少年成长时期所在的省份，所得情况分别是：上海最多，有杨嘉墀、姚桐斌、钱学森、屠守锷、王淦昌5人。浙江4人，分别是吴自良、陈芳允、赵九章、程开甲。北京3人：王大珩、邓稼先、钱三强。安徽2人：任新民、黄纬禄。余下的是：天津1人：于敏。云南1人：王希季。湖北1人：朱光亚。辽宁1人：孙家栋。湖南1人：陈能宽。四川1人：周光召。山东1人：郭永怀。江苏1人：钱骥。吉林1人：彭桓武。
如果以南北方来看，差异就比较明显了：在南方(淮河以南的长大的有16人，北方为7人。如果以东部和西部对比，则来自沿海省份的有14人，来自中部省份的有7人，西部的仅有来自昆明的王希季和重庆的周光召2人。
再作进一步分析，可见23位元勋中仅出自苏南浙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域的就有10人，如果算上长江三角洲接近地安徽南部和中部地区的邓稼先等3人，则为13人。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科技人员众多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
23位元勋共有18个姓氏，其中只有3个姓出现率在两次以上，即：王姓3人，钱姓3人，陈姓2人。
考虑到王、陈两姓在汉族中占有较大比例，而钱姓出现3人次应该说是一个高比例。周恩来曾注意到了钱姓科学家在“两弹一星”队伍中的比例。1965年夏天，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负责人之一钱骥携带卫星方案到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室向周恩来汇报。这时，周恩来手拿一份汇报人员名单，亲切地问来到面前的科学家们，你是哪里人?哪个大学毕业?当他得知钱骥的姓氏时，风趣地说，我们的卫星总体设计师也姓钱啊，我们搞尖端科学的，原子弹、导弹和卫星，都离不开“钱”啊。在这里；
周恩来暗指了钱三强负责原子弹、氢弹的研制组织工作，钱学森是研制导弹的领导人。
数学天赋受益无穷
“两弹一星”元勋都对物理学有精深的研究。此外，对数学的爱好或成绩优异是他们共同的特点。物理学和数学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在“两弹一星”元勋们身上体现得特别突出。元勋们至少在高小阶段时都在数学上表现出天赋。
“两弹一星”元勋中，有一些比较早慧。比较有名的是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
他在小学毕业时获得昆明市小学生会考第一名，靠奖学金就读中学。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一个同学约他去报考西南联大，预先品味高考滋味。结果，高一学生王希季被录取了。从那以后，在任何考场上，王希季所向披靡，直到在美国完成学业于建国初期返回祖国，他一直是所读专业的弄潮儿。
相比王希季，出生在江南水乡的核武器技术专家程开甲不那么早慧。他在朦胧初开，刚踏进学校的时候，是一个顽皮小童，二年级时居然留级，全校闻名。但是，读三年级的时候，程开甲的数学天赋被激发了。他开始跳级学习。这时他的语文成绩虽不理想，但由于数学成绩逐渐变得非常突出，还带动了语文水平的提高。程开甲上初二时成绩已经冒尖。在数学上，他毫不费力地将圆周率背诵到小数点后的60位数，还将1到100平方表倒背如流。直到80岁高龄以后，程开甲仍然喜欢演算数学，并能够熟记大量数学定律。
彭桓武从小学时起一直到中学、大学，乃至投入工作以后，都被称作“数学战场上的长胜将军”。在研制原子弹的起步阶段，计算机尚不普及，彭桓武用数学“初估”的办法来检验计算机运算的结果。他对数学的爱好保持到八旬高龄仍然不衰。
战略导弹专家黄纬禄在初小阶段由于贪玩，成绩也比较差。但是这样的情况为时很短。他的数学成绩自小学后期开始明显提高，此后飞速发展。他在高中—年级期末考试时第一次获得全斑总成绩第一。从那时起，他的同学要在学习成绩上追上他就不那么容易了。考大学的时候，黄纬禄将所有数学试题全部答对，数学教师希望他转人数学系，但是黄纬禄仍按志愿进了电机系。
还有周光召，他以神奇的数学演算，验证了邓稼先的设计方案。
倒是科学泰斗级大师王淦昌在晚年时抱怨自己的数学不够好。其实，王淦昌从小就喜欢推演数学难题，经常思考数学难题。否则，就不能解释他为什么能够在物理研究中取得那么多突破性的成就。
研究出提炼铀235的方法、在当时成为“核心机密”的吴自良教授亦表示：“我从小就喜欢数学，觉得作出数学题是一种愉快。而数学是物理的基础。”
黄纬禄院士这样说：“我建议家长和老师们，重视孩子的数学演算能力的培养，培养他们愉快地进行数学演算，因为这是一种智力体操。这种智力体操锻炼得好，受益无穷。”
面对“两弹一星”元勋们，人们常常惊诧他们超人的智慧，解决疑难的敏锐。走近他们，和他们交流，才会发现：他们的学识、他们的智慧，都是在理想和勤奋的心血中浸泡出来的。他们表现出来的数学才能又何尝不是如此!
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大学要有创新精神
整理者注：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问我们：钱老有什么遗言？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我们已告诉大家，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
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
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
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涂元季 顾吉环 李 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