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语言能力也是一种执政能力,——重温《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文字缺点指示》,供大家参考。
语言能力也是一种执政能力——重温《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各级机关逐步健全完善，战争年代党政军合一的领导机构被和平时期职能分工和等级层次分明的各级各部门机关所取代，机关公文这一重要的信息交流工具也被广为运用。新中国成立刚满两年，精通汉民族语言文字的毛泽东就发现，刚从战时进入平时的一大批党政军机关干部中，有些同志拿起笔写文件、拟电报时，似乎不如操持枪炮那般灵便，公文中语言不规范的情况屡见不鲜。正领导党和政府探索治国理政之道的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把提高各级领导机关语言能力问题，摆上了开国之初党的重要议事日程。
1950年11月22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请你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例如：不要用子丑寅卯、东冬江支等字代替月、日，要写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写姓不写名，只在看报的人完全明了其人者允许写姓不写名，例如刘邓，陈饶等；
地名、机关名一般必须写完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允用京津沪汉等省称；
还有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请你为主，起草一个初稿，再邀杨尚昆、李涛、齐燕铭、薛暮桥及其他你认为有必要邀请的同志开会一次或两次，加以修改充实，然后送交我阅。”
很快，胡乔木便将文稿送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这个草稿进行了认真修改。这份文件于1951年2月1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文件全文如下，其中红色字体是毛泽东加写或改写的。
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
（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
中央及军委各部委、政务院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地委、军区、兵团、军，及专员公署以上政府的党组负责同志及民众团体的党组负责同志：
现在党政军来往电报及其他报告、指示、决定等文件，写得好的，确实不少。这些电报或文件，写得清楚明确，生动活泼，使人便于阅读，发生极大效力。但同时，尚有许多文电，在文字上存在着严重缺点，必须予以纠正。这些缺点之最常见者，有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五类。兹分别规定纠正办法如下：
（一）不许滥用省略。现在许多电报文件中，对人名、地名、年月日、机关名、事物名、滥用省略，使阅者很费记忆和猜想的工夫，有时简直莫名究竟。这种现象，应依以下规定予以纠正：
甲、除对大家习知的中央某些负责同志，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某些负责同志，野战军（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有时（不是一切时间，也不是多数时间）在电报上下款可以写姓不写名，或姓下加职衔，例如“毛主席”、“周总理”、“陈饶”、“彭习”等以外，一般情况，无论在电文中，或在上下款，须一律写姓名，不得只写姓不写名。必要时，还须在姓名之前加上职衔，例如“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
乙、地名一律用全名，例如“上海”、“福州”、“广州”、“重庆”，不得写成“沪”、“榕”、“穗”、“渝”，“福建”不得写成“闽”，“湖南”不得写成“湘”。仅在两个以上著名城市或著名省份联写在一起使人一看就明白的时候，例如“京津”、“沪宁”、“豫鄂湘赣”、“粤桂边界”等，或者和其他文字结合在一起成为流行的特殊用语的时候，例如“沪东”、“皖北”、“津浦路”、“天兰路”等，始得用简称。
丙、普通文电，均须注明月日。紧急文电，须注明月日时。正式公布文件，须注明年月日。凡月日时，概用普通数字，不得用地支和韵目。例如“二月一日十四时”，不得省称“丑东未”。年份概用全数，不得省略。例如，“一九五一年”，不得写成“五一年”。
丁、机关名称，概用全名。例如，“东北局组织部及宣传部”不得省称“东北组宣”，“空军司令部”不得省称“空司”，“全国总工会”不得省称“全总”。
戊、事物名称，除其省称确已为全国人民所普遍熟悉者，例如“中共”、“反帝”，得于非正式场所使用外，其余，一律用全名。例如，“减租减息”、“生产救灾”，不得省称“双减”、“生救”；
“土匪特务”（指土匪与特务），或“特务匪徒”（指特务的匪类），不得省称“匪特”。在一切正式文电中，则应尽量避免省称。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得省称“马、恩、列、斯”，美帝国主义不得省称“美帝”。
己、凡有特别生僻的语词，其意义为多数阅者所不能了解者，应作必要的注释。
（二）必须遵守文法。电报文句虽应力求简洁，但不得违背文法。必要的主词、述词、宾词，必须完备无误。单句、复句，必须分清。代名词，必须紧跟所代的名词。形容词、副词词尾，尽可能分用“的”、“地”，加以区别（形容词是形容名词的，例如“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故在名词之前用“的”字区别之。副词主要是形容动词的，例如“坚决地打倒帝国主义”，故在动词之前以“地”字区别之）。如此，方能使条理分明，意义确定。至于信件和公布的文件，不但文字应当完全，标点亦须正确。为解决此一问题，人民日报不久将连载文法讲座，望全党予以注意。并望地方县委、县政府以上，军队师以上负责干部，至少有一人学会文法，以便负责修正文电字句。
（三）纠正交代不明的现象。
甲、凡请示的文电，均须写明情况和自己的要求和意见（转发下级请示文电，亦应说明自己意见），并写明希望何机关或何人于何时答复何项问题。凡答复的文电，均须写明系答复何机关或何人于何时提出的何项问题。凡指示的文电，对下级的要求，亦应规定明确。例如，应由何机关如何办理，或于何时报告办理情况等。总之，每件事都要交待六个“什么”，即什么事、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样子、什么原故。仅在绝对明了时，始可有所省略。
乙、为了便于交待清楚，除了综合性的报告及指示以外，必须严格执行一事一报制度，禁止在一个文电中包括不相干的几件事，禁止用党内的文电来兼代党外的文电。
丙、不论报告、请示或指示的文电，如为不但向着一人一机关，而且有兼告他人他机关之必要者，应于写明主管的人或机关之后，写“并告”二字，再接写他人或他机关，以明责任。
丁、凡转发文电，须全文转发或摘要转发者，应将受件的人或机关、为什么转发此文电的道理、转发的人或机关及转发的时间，写在该转发文电的前面，而将该转发文电列在后面，以清眉目；
并须将转发文电的上下款及年月日照旧保留，不可省略。
戊、凡文电中引用他人他机关文电语句，首先须写明何人何机关于何时说的，然后写上引用的语句，在该语句前后作引号（方括弧），接着写上“等语”二字。如引用的语句的内容不是意见而是事情的叙述，则接写“等情”二字。下面再写自己的意见，以清眉目。
（四）纠正眉目不清的现象。除简短者外，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在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中国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然后，再作必要的解释。长的文电分为几段时，每段亦应采用此法。一个文电有几层意思或几项要求时，必须注意按照条理，分清层次，以数目字标明段落和项目。
（五）凡文电必须认真压缩。各级领导同志责任重大，事务繁剧。向领导同志或机关请示或作报告时，必须反对两种倾向，即应请示报告而不请示报告的倾向和不应请示报告而随便请示报告的倾向。在写请示文电或写报告时，必须注意文字的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便于阅读。现在有很多文电，既嫌冗长，又嫌杂乱。其原因，是未经压缩，说了许多无须说的空话，或者没有分清条理，把杂乱无章的草稿随便往上送。其结果，使领导同志对这些文电很难看，或者就没有看，等于白写。今后一切向上级机关请示或报告情况和对下级发布指示的文电，所有起草和批阅文电的同志，必须以负责的精神，至再至三地分清条理，压缩文字，然后发出，否则应受批评。但压缩是指分清条理，去掉空话，并不是说可以省略必不可少的词类，可以违背文法，也不是说可以不顾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有些写得好的报告，虽然篇幅颇长，却能引人阅读，使人不厌其长。有些写得不好的报告，虽然篇幅不长，却使人难看。这里的区别就在是否有条理，是否说空话和是否合文法。
以上各项，望各级党委切实执行。
为了顺利执行这个指示，请各级负责同志将本指示印发各机关所有负责起草及批阅文电的同志，在适当的会议上做传达，并在党内刊物上予以登载。
为求确实生效起见，中央责成中央办公厅及各中央局办公机关，按照本指示所提出的各项标准，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底，将本年度一月至四月份收受文电分别作第一次检查，对执行得好的机关予以通报表扬，对执行得不好的予以通报批评。以后每四个月作一次检查，一九五一年共作三次检查，年终一次为一年的总检查。每次均须写出总结，经中央审定，通报全党各主要领导机关。
中央认为此种文字缺点的纠正，将使我们同志的头脑趋于精密，工作效能有所提高，故须予以重视，对已存缺点认真地加以改革。在对同志进行教育时，应选择几篇大体上合于上述标准的文件，作为范例，使人们阅读，并有人给以讲解，这是进行教育时的一个有效的办法。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
同年2月25日，毛泽东又致信胡乔木，要求“可以印成小本发给党内外较多的人看，不要在报上发表，因此件并无给群众看的必要。而一般文法教育则应在报上写文章及为学校写文法教科书。”
中央指示下发后，各级立即传达贯彻，各中央局先后向党中央呈送了关于文件、电报文字缺点的报告。1951年9月25日，毛泽东又致信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杨尚昆，要求将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和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关于文件、电报文字缺点的报告分送各中央局，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分发中央和军委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中央政府各党组。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批评了有的同志没有遵照中央指示办事的问题。
时隔67年，重温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感慨良多：
——提高领导机关语言能力应当摆到与治国理政能力同等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战争创伤尚未愈合，国家建设百废待兴，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从提高党和政府治国理政能力的高度，对公文中出现的语言文字问题予以充分重视。主持起草和修订这份重要文稿，并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发执行。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语言文字问题尤其是党政军机关语言能力问题的深谋远虑。在信息化时代，语言文字规范使用既得到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带来的各种便利，也受到自由化网络语言的许多负面影响。当前各级各类领导机关语言能力不足、公务文件语言差错较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影响到全民语言应用规范化和领导机关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提高各级领导机关语言能力，是当前国家语言文字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基础工程。
——不规范使用语言文字是既是文风问题的重症也是党风问题的表现。习近平指出的：文风不正，严重影响真抓实干、影响工作成效，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耽误实际矛盾和问题的研究解决。我们党始终重视文风建设，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就是一篇讨伐党内不正文风的不朽檄文。当下，“党八股”似有回潮之势，“政八股”“军八股”也齐头并进。一些领导干部懒于自己动脑动手，凡发言发文必捉刀代笔；
满足于空喊口号，把贴标签当作学习贯彻；
热衷于编造“四六句”，数字统括式语词泛滥成灾；
鸿篇巨制的“裹脚布”越来越多，对连篇累牍的无病呻吟不厌其烦……。这些语言现象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党政军机关文风纯正和领导权威，影响着党风建设的步伐和成效，同时，也对大众语言文字的正确使用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领导机关正确使用语言文字是确保祖国语言文字纯洁规范的重要环节。毛泽东谙熟汉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特点规律，他在语言文字规范使用上身体力行。在致胡乔木信中，毛泽东就鲜明地提出了规范词语和文法使用的相关问题。文稿起草后，又具体细致地作出修订，体现了领袖人物很高的语言文字素养。文件明确要求“地方县委、县政府以上，军队师以上负责干部，至少有一人学会文法，以便负责修正文电字句。”这就明确了领导干部在公文语言把关上的职责。近期，发生了一些领导干部和机关祸从口中出、错从笔下生的“语言突发事件”。有的重要讲话白字“冒泡”，贻笑大方；
有的“满嘴跑火车”，出言不逊；
有的重要文件语言失范，漏洞百出。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不良文风蔓延开来，损害党的威信，导致干部脱离群众，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失去感召力、亲和力。
由此可见，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语言能力，是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温毛泽东主持拟制的《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我们由衷地敬佩老一辈革命家的语言素养和执政理念，也更加深刻地感到，规范语言应用、端正政坛文风、提高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语言能力，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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